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比起蒙吉的《四月三周二天》高下立见，差了好几个档次，社会性、时代感不足，剧情、调度、功力都比较一般，好在演员不错，演出了疼痛感。
大概欧洲电影节就喜欢这样的揭露深刻主题的电影吧。这部影片改编自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时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贫穷女大学生在意外怀孕，但是她只有好好读书一条出路，所以不得不去堕胎的故事。
7.5 模糊的临场感，完全聚焦于身体政治而几乎忽视了环境的罪恶，对于内容的衍生比起相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相差甚远，只有疼痛感是真切的。
若生育与否不自由，则婚恋与否无意义
怀孕是一种只有女人会得的疾病，把人变成家庭主妇。拍堕胎还是女导演更会，女人最痛还是女人最懂。全片色调温暖清新，比《四月三周两天》热情许多，但是底色一样悲凉。性爱之中没有平等，女人是拿快感（也不一定存在）在赌。好在是好结局，她还有明天，还能写故事。
为什么我要拿整个人生为代价，我会恨死那个孩子一辈子！
时空错位的感觉最令人震惊，好几次以为这部电影的时间设置是当代... 疼痛和无力感仍然正发生着
出电影院直接emo了，啥时候能再看到腾哥丽姐的新作啊……这俩我太爱了
“我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只针对女性，它让她们成为家庭主妇。”
尺度不大也並不嚇人，但是這個題材光是能踏實地拍出來就足夠隔著屏幕痛到了，酒吧搭訕的男人，聽到懷孕只想到可以啪的男人，說著幫忙卻開保胎藥的男人，比起自己的孩子和女友的痛苦更關心朋友的男人，這一切和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這是只攻擊女人的絕症，無差別地把所有人變成家庭主婦”，可是自稱高等的人類用這種葬送某個人（某種性別）一生的方式繁衍著。
想到了另一部电影《四月三周两天》，影像更凌厉。父权、社会、律法、世俗对女性的重重重压，尽管如此，安妮仍然勇敢以对。如果我生下他，我会恨他一辈子。因为可能影响一整个人生。
流产的两场戏，几乎可以说看得人心惊肉跳，并不是有多血腥，而是整个电影带来的压迫感和无奈感都很强烈，直言无数女性面临的问题和心声，或许会选择成为母亲，但不能以整个人生为代价，被男医生婉拒甚至欺骗，最后还是需要了解她状况的女性友人推荐女医生。
这部要和《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对照着看，同一个题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一场跟随摄影机的关于女性身体的恐怖之旅。相比于手术器具，每个射向女主的眼神更为锐利，锐利到仿佛要杀死灵魂。
直接的可怕，主题跟之前一些作品类似，没什么出彩的，大招在最后。特写跟拍，完全聚焦个人情绪，痛感伴随着无助，永远无法经历的伤痛，是女人不该得的“病”，却是这个社会的病
片中不同身份职业亲疏关系的男性在得知女主的“秘密”之后的反应也值得寻味。而周遭女性的蒙在鼓里、无能为力、自我庆幸和撇清关系，也是人性现实，但笔墨有些过多，多到有一些着重为了加剧女主的无助感而存在的意味。最后一位女性的善意指引以及判定“自然流产”的医生有些过于理想化，但鉴于是小说作者的自传体故事所以也不好说什么。
好痛苦，比起肉体精神更痛苦，看得我头好痛。直白叙事，单一视角，很适合讲这种故事。“欲望比羞耻更强烈，我只是比你幸运了那么一点。”
笑点很尬，而且和主线剧情几乎毫无关系。如果把刻意搞笑的部分全部摘掉，变成一个更加正儿八经的剧本，观感会好很多。当然，也意味着票房肯定会变差。对市场的妥协，挺可惜，也挺无奈的。工艺水平方面如特效、布景等是肉眼可见的巨大进步
和《四月三周两天》有什么区别？同类题材的电影至少多点变化才好冲奖吧。
險些錯過這部影片（前前後後的心理狀態與決定）已經足夠讓我難以啟齒。但很想堅定地告訴大家：一定與有知覺，有共情能力的人相處。政治讓一切‘冷漠’合理，而對抗它的方式是一齊撿起這破碎的連接，去直面來自他人的切膚之痛。血淚總有一天會被打落在那抹不變的藍色之中，請慢慢等它散開，然後拿起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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